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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召会的复兴与鼓岭训练
一九四八年四月间，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里，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；同时，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在风波中出过问题的圣徒都悔改了，并且向倪弟兄认错，对付罪。到了一九四九年，其余的人也悔改了；可以说，整个上海召会都对付清楚了。那实在是荣耀的光景。那次交通聚会以后，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，包括张晤晨弟兄、孙丰露弟兄，都被留下，到福州城外的鼓岭山上，在那里受训。
非正式的训练
早在一九三○年初，倪弟兄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，觉得应该对那些比他年幼，被主兴起来的弟兄们，和少数姊妹们，施与特别的训练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主带我到了上海，倪弟兄就留我作他的客人，实在说，就是留我在那里受他的带领。虽然那时没有正式的训练，但他在那里所作的，就是一种训练。那时，除我以外，还有七、八位年龄和我相当，或者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，从南方、北方来，也住在倪弟兄的招待所里。我在那里学了许多功课，这是主的恩典。
我生性不愿和人接触，读书、运动都喜欢单独。年幼时，我不太和其他的孩子玩，多半是自己玩耍。等到我十九岁左右读专科时，学校见我足球踢得不错，把我选入校队。然而，我既不参加开会，也不过问事情；他们分派我踢什么，我就踢什么。到时候，我穿上队服，就上场去了；踢过之后，也不和队友交谈，就回家了。此外，我也怕到别人家里访问或吃饭。一九四○年我们都在上海，我在那里最少住了两个月，帮忙写基督徒报的稿子，写好就交给李渊如姊妹。当时，张湘泽师母也在那里帮助李小姐誊抄稿子。同时，我们二人也都参加了友华村的训练。然而六十天之久，我们几乎没有谈过一次话。因为我不敢见人，一见人，脸就红。现在过了四十一年，认识我的人都能见证，我是变了。
不仅如此，那时我出门，只要一搭交通工具就晕。第一次搭船，是刚进专科学校时，学校足球队要出征，从烟台到东北的奉天参加足球赛。我们搭的是一种小型船，开得很慢，要八小时才能到达。我一上船，船上的味道就叫我想呕吐，等到船在海中航行晃来晃去时，更是吐个不停。所以，我最苦的一件事就是从烟台搭船到上海，四十八小时的航程，我一上船就得躺下，准备呕吐。不只搭船，连坐汽车、火车也晕，真是苦阿。
然而蒙召以后，不出门是不行的，必须出门到处跑，结果上船晕船，上车晕车。我在菲律宾时，弟兄们看我又要讲道，又要写稿，很辛苦，就带我到碧瑶山上休息。我坐着弟兄自己开的私家轿车，到了中途就晕得吃不消，赶紧找地方休息。旅行苦，进到人家里更是苦，因为进到人家里作客，出也得鞠躬，入也得鞠躬，还得常常对人说，“谢谢、对不起；”此外，还要和人谈话，这对我实在是难。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个性。
一九三三年到了上海，住在倪弟兄那里受他带领，学了许多功课。在吃饭的事上更是学功课，因为给我们作饭的厨师是绍兴人，天天作咸得不得了的绍兴菜。另外，住在一起的年轻人，无论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，在我看都没有受过什么对付或管教。一位福州来的弟兄，每早晨穿着拖鞋下来。我们在北方，是不可以穿着拖鞋见客的，也不可以穿着拖鞋在公共场所吃饭。这些事都叫我学功课。有时，我也到倪弟兄跟前去交通，问他我们住在那里可否这样作或那样作。倪弟兄懂我的意思，知道我是希望他来管教管教这些弟兄们。
时至今日已经四十八年了，我们那些同住的弟兄们，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这条路上；其余的人早在我还没有离开大陆以前，就都不见了。虽然有一阵子的热心，要事奉主，甚至住在倪弟兄那里接受训练，但却无法持续走在主的路上。那时，每周最少有一个晚上，倪弟兄来和我们坐下交通，我们就特享“大餐”。我们发问，他就回答，实在是好。我们在那里这样亲自受他的训练，但是之后那些人却离开了这条道路。
真茹训练中心
倪弟兄很早就有一个负担，觉得需要有训练。一九三六年他受主带领，也得着主的供给，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了一块地，造了一个训练中心。一九三七年，他召集同工紧急聚会，对我们讲“工作的再思”的信息。那期间，他亲自开车载我，从沪西到真茹去看那个训练中心。当时房子的钢架和门窗框子都上好了，只剩下玻璃窗还没有装；他很喜乐。然而没有多久，就遇到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事；战争把那个训练中心完全摧毁，训练也成为泡影，没有成功。
上海友华村的训练